(2023年10月更新)
農曆二十日出生人，事多勞，心身多煩，波瀾，得曉，男人離祖，祖業，親朋無靠，出外得財，刑尅上下，有貴人助，晚景大幸，昌盛命。1983年1月3日農曆生日算命。
宜：祭祀,入殮,移柩,餘事取忌：入宅,修造,動土,破土,安門,上樑1983年1月3日農民曆詳情。
1980年開始到今年，幫你看了一下每年陽曆，2007年0:43前出生是摩羯座，後出生是水瓶座。1985年、1996年是水瓶，1988年4:24前出生是摩羯座，後出生是水瓶座，其餘年份是摩羯座。
我是曆臘月初三,什麼星座
陽曆是2002年1月15日,是摩羯座
我你一表,你自己一下吧.
1982年農曆臘月初三是陽曆1983年1月16日（星期日） 你星座是 水瓶座 1月20日～2月18日 主宰行星：天王星 屬性：風相星座 冬天出生生辰星位或太陽水瓶座人特點： 意識魔羯座人後，是頭腦中閃爍著新奇念頭水瓶座人。你考慮事情某些方面，而一味推動它們前進。你是一個富有開拓精神人。水瓶座人思維能力於本能，是個先鋒派人物。你感興趣不是昨天而是明天。你喜歡坐超音速"協和"號飛機，而願騎自行車。你迷戀斯特勞斯優美的旋律，而喜歡聽莫扎特小夜曲。缺乏現實觀念，你沉浸某一念頭中時候，會廢寢忘食。人們你交往，是因為你創新精神和開拓思想，看事物積極方式、理想主義、寬大量和生來具有高尚品德。但是你缺乏現實態度、、生來會地生活和凡事心中無數，這會使人們感到厭倦。 水瓶座人是個個性人，你嚮人間情意，但願意受感情上絲毫束縛。你喜歡思想境界，喜歡到旅行中去開闊自己視野，並喜歡人交往之中瞭解你們思想觀點。水瓶座人不能忍受任何約束，你決不強迫自己去服任何紀律。如果某件事引起了你興趣，你能之付出努力，單調無味生活會使你心煩意亂，能產生一種使你周圍人無法忍受變態心理，你時而異想天開，過人，時而冷若冰霜，令人費解，這是一個人。你不能生活謊言之中，過分耿直坦率，會人認為是個怪人，其實人們你並瞭解。 理論上，水瓶座人善於組織所有人精神和物質生活。但實際上你並具有物質上發跡才能，因為你缺乏手段。你交往人和結識友誼，你命運中起作用。你生活離不開朋友。地説，困難時刻，你總會得到親朋好友乃至素相識人幫助，而你自己準備幫助和支援那些之中煎熬人，有時全然不顧自己一切。如果你錯信於人，有可能導致物質上損失。實際上，如果涉及到錢財問題，你並不動心，貧窮是你覺得無所謂。你既能地適應生活，知道如何不為財富衝昏自己頭腦。水瓶座人是思想開拓者。如果你完全行動，讓你所欲地去思考和決定，那麼你會表現出卓越工作才能。你是一個創新者，層出不窮念頭和突如其來直覺，使你能預感到未來。許多科幻説作家、發明家，你們生辰天宮圖中受水瓶座或天王星影響。這一座人發現、探索和一切有關開拓性事情以及航空和火箭感興趣，你可能攝影和電影藝術方面有所創新。 水瓶座男性 水瓶座男性內心世界錯綜複雜，理解。你人表象是，但內心理總是悖論和矛盾境界中徘徊。地説，你人熱忱，願意幫助人。但某些情況下，你會表現得冷漠和不近人情。 你既有個性，富有魅力，這是個能使你所愛人神情盪漾人。你願規章制度辦事，忍受不了任何約束。 實際上，你喜歡是友誼並不是愛情，因為愛情會妨礙你形而上學：我是誰？我哪裡來？我到何處去？但你會狂勢地投入到懷抱，或者一切理想化。 於土星影響，水瓶座男性性格冷漠、，思想富有哲理性。如果天王星和影響力大，會使這一座男性變得，喜歡人交往，並所有事物好奇心。 水瓶座男性40歲左右時候，會出現不可避免註定人生轉折。你會改變自己生活，拋棄過去，奔向未來。 與生辰星位獅子座女性會情投意合，你們有成為強者......餘下全文>>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9]:19，學名希賢[10]:8，1927年正式改名小平，四川廣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1989年間實際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11]，中國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12]。
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註 1]，祖籍江西吉水[13]。其政治生涯經歷了「三落三起」[14][15]。1933年支持毛澤東而中共內部遭到批判，遵義會議後出任要職[14][1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1954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後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參與崗饒漱石事件，1957年參與了反右運動並扮演角色[17]。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1969年下放江西[18]；林彪死後，鄧於1973年第二次復出政壇，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但主導1975年整頓而引發毛澤東和「四人幫」，1976年四五事件後撤銷所有職務，保留黨籍；毛澤東逝世，於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復出政壇，復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
1978年12月，鄧小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領導核心地位，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主導撥亂、提出改革開放、領導中越戰爭、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制、倡導計劃生育、推行義務教育，提出一國兩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1982年主持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部憲法和現行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精神和思想[20][21][22][23][24]。1985年，主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裁軍。1986年，啟動了中國技術發展「863計劃」，並有意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1989年「六四事件」後此避而提，鄧於同年11月辭職[25]。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重啟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國大陸新興資本市場[26][27]。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享年92歲，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8]。其一生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領導職務，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普遍認為他是中國大陸實際領導人，並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29]。中國共產黨鄧主要政治理念歸結「鄧小平理論」，作為黨和國家指導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第一部分，包括「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一國兩制」，他推動改革締造了譽為「中國矽谷」深圳[30][31][32][33]。鄧於1978年和1985年兩次美國《時代》週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34][35]；但他未能徹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爭議，後者部分人士認為是其晚年污點[36][37]。
鄧氏親族鄧時敏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38]:17。「鄧家老院子」廣安縣城北面7公里處，是農家三合院，坐東朝西，木穿鬥結構[9]:19。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會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稱會中心縣委，鄧擔任書記[9]:201。鄧積極推行毛澤東「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50]:290。鄧毛澤東產生崇敬[38]:28。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40]:16。
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過，鄧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9]:23。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私塾[38]:18。私塾先生鄧紹明同輩鄧紹昌説，孩子名叫「」對孔子有些恭，作主張將「」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9]:24。鄧毛筆字作業先生畫圈圈，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9]:24。鄧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鄧送到協興場開辦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2公里，當地留學日本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9]:24-25。鄧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裏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背誦詩文姐姐弟妹聽[9]:26。1915年下半年，鄧考入縣高等小學[9]:28。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39]:11。1918年夏，鄧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廣安縣立中學[9]:29。11月，蔡元培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演説，口號社會上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社會上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團體，主張亦工學、工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勞力，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9]:34。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40]:2。6月後，於學校罷課，加之暑假即來到，鄧決定離校回家，秋季回校上課；鄧回到家裏，鄧紹昌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9]:31。9月，鄧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9]:35。鄧15歲，與只比他3歲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10]:16,22，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9]:37，鄧是當時班上年齡學員[10]:14。學校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一年[9]:37。鄧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重慶算是學校，考進去[9]: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準赴法，其中37人自費生，鄧是其中一位[9]:38-39。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困難」，「到法國路費百多元籌集，」[9]:39。8月27日，鄧83名學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長江東下，9月6日到達上海暫住「名利」旅社[9]:39-41。9月10日，鄧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9]:42-43。10月19日[38]:20，抵達法國馬賽[40]:2。
1964年2月16、17日，鄧同泰國前總理乃裏談話：「我們當時去法國，只是抱着一個『工業救國』思想。當時我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影響，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工業救國。」[9]:33-34鄧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9]:34。
1920年10月19日，鄧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39]:12。歷時39天航行後，鄧和同學們乘汽車前往巴黎[9]:44。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下，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小城巴約（譯「巴耶」）巴約男子中學讀[39]:12。10月21日晚，鄧24名學生來到巴黎200多公里巴約，進入巴約中學學習，鄧學號是1421[9]:45。巴約中學沒有設立「附屬高級初等學校」，校長20多名中國學生安排學校商務系學習，開班[9]:46。
到1921年3月，鄧身上錢所剩無幾；學費成問題，而做工[9]:46。一戰後，法國大面積失業，法郎貶值[9]:46-47。狀況重影響中國半工半讀生學習和生活，而華法教育會「虧。萬繼。惟有通告。……脱卸一切經濟上責任，負精神上援助」[9]:47。2月28日，400多名學生蔡和森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9]:48。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同胞離開巴約中學[38]:20。他們欠下學費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9]:48。鄧離開巴約中學，結束法國「儉學」生活[9]:48。
經華法教育會介紹，鄧到勒克勒佐（譯「克魯梭」），4月初勒克勒佐施奈德鋼鐵廠做工[9]:49。鄧叔父到處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只有16歲，只能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生活拮据，飯吃[39]:12。進廠鄧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熱軋鋼材[9]:50。工人食物是麵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雜費開支[9]:52。鄧工廠做20多天苦工，倒賠100多法郎[9]:52。4月23日，鄧辭去施奈德工廠工作，辭職理由是：體力不支，離開[9]:52。日後他多次人説，他個子原因是法國做工時累，吃飽飯[9]:52。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嘗到勞動和生活，結識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半工半讀生趙世炎、李立三[9]:52。
辭職後，鄧暫居巴黎華僑協社，自4月26日起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每天6法郎生活維持費[9]:52-53。生活維持費不能維持生活，鄧開始打短工，火車站、碼頭搬運貨物、行李，在建築工地推磚、扛水泥，做過工[9]:53。10月22日，鄧11人法中救濟委員會介紹到巴黎第十區一家製作紙扇和紙花工廠做扎花工，兩個星期後活做完，鄧105名中國學生即解僱[9]:53-54。1921年底，經旅法半工半讀鄉會（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學會）數月間幾十次電函求援，重慶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萬法郎匯巴黎[9]:54。鄧四川籍同學每人領到400法郎，勉強熬過1921年冬天[9]:54。
1922年2月13日，鄧從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譯「蒙達爾紀」），到小城沙萊特（譯「夏萊特」）[9]:54，次日進入哈金森橡膠廠（英語：Hutchinson SA）工作[41]:77-78。他分配到製鞋車間，每天工作10時，成為熟練工後計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39]:12。據同在哈金森做工鄭超麟回憶，鄧每個月除去開支可以結餘200多法郎[9]:55。巴黎時，鄧家裏寫信希望能寄些錢來[9]:55。父母收到信後賣掉些穀子湊錢寄鄧平，1922年秋冬鄧收到這筆錢[9]:55。父母接濟加上哈金森做工積蓄，鄧又萌生求學念頭[9]:55。10月17日，鄧辭去哈金森橡膠廠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納省沙蒂永（譯「夏狄戎」），想進入沙蒂永中學上學，因為錢不夠沒能入學，鄧求學夢徹底破滅[9]:55。1923年2月1日，鄧又回到了沙萊特，進入哈金森橡膠廠，繼續製鞋車間做工[9]:56。一個多月後，3月7日鄧離開工廠，工卡上註離開原因「拒絕工作。」[9]:56廠方鄧突然離廠，鄧工卡上寫明「錄用」[9]:56。
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40]:3）成立[9]:56。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40]:3。趙世炎到哈金森橡膠廠，王若飛到工廠做工常與鄧接觸，鄧開始閲讀《青年》、《嚮導》「關於社會主義書報」[9]:57。
1923年6月11日，鄧離開沙萊特來到巴黎[9]:59。到巴黎後，鄧一面工廠做工，一面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幹事[9]:59。1923年底執行委員會書記部需要人手，他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9]:59。鄧到書記部後主要工作是參與編輯出版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每月[9]:59。雜誌宣稱要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是留法中國學生[38]:22。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40]:3。《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半工半讀生、華工和各界華人[9]:59-60。《赤光》於宣傳反帝國主義列強和軍閥壓迫，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任務，配合國內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發展[9]:60。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以「希賢」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39]:14，所以獲得綽號「油印博士」[38]:5。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9]:60。鄧寫文章，攻擊曾琦、李璜「國家主義派」[9]:60-62。鄧和周工作到深夜，編輯部小房間裏打地鋪；鄧敬重周，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9]:60。鄧變成青年領袖周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38]:5。鄧往家裏寄七八期《赤光》；期間家裏寫信講退婚，鄧父母沒有辦法，説通唐家女兒，鄧家置辦嫁妝，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9]:62-63。從此，通過和中國革命戰略家交往，鄧培養看問題眼光，能夠一個「統領全局」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38]:5。
1924年，周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鄧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9]:63。7月，國內黨組織召週迴國工作[9]:63。7月13日15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會[9]:63。鄧、周唯真、餘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選為執行委員會（支部）委員[9]:63。7月16日，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上，鄧、周唯真、餘增生3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工作；鄧負責抄寫、油印和財務管理[9]:63。中共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內全部成員，成為中共黨員[38]:22。9月、10月間，鄧染上，病倒；醫院和療養院住兩個月[9]:65。期間鄧《赤光》上撰文，攻擊「國家主義派」和帝國主義[9]:65-66。12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鄧選入執委會（支部）監察處和工會運動委員會；會後委任6位宣傳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運動事宜[9]:66。
1925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40]:4。鄧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團里昂支部訓練幹事；4月兼任黨里昂組書記，成為里昂黨團組織主要負責人；鄧同時里昂做工[9]:66。五卅運動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聲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幾百名旅歐華人到達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9]:66-67。隨後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任卓宣、李大章20多人被捕；鄧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領導工作[9]:67。6月30日，鄧與傅鍾、毛遇順三人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書記局[9]:67。8月16日，鄧推選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9]:68。此間鄧傅鍾、鄧紹聖擔任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巴黎主辦報紙《國民》撰稿人[9]:68。次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鄧、傅鍾、施去病3人組成書記局，傅鍾任書記[9]:68。鄧活動引起法國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國警方查明鄧布洛涅-揚古住，並偵察到鄧領導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活動[9]:68。9月15日，鄧參組織召開1,000多旅法華人參加反帝大會[9]:69。11月6日，掩護身份，鄧進入雷諾汽車廠做工，分配鉗工車間，工號82409A；鄧雷諾學到一些鉗工技術[9]:69。「文化大革命」中，鄧送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監督勞動時，操鉗工[9]:69。11月15日，鄧主持召開會議，紀念不久前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於海輪上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岐[9]:69。法國政府監視會議[9]:70。
1926年1月3日，鄧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支持馮玉祥蘇聯建立關係，推進反帝反軍閥鬥爭；法國警方掌握鄧人活動[9]: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發出命令搜查鄧人住處，並鄧3人驅逐出境[9]:71。法國警方鄧住處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傳共產主義小冊子、中文報紙及印刷設備[9]:71。鄧於前一天晚上離開法國去前往莫斯科[9]:71。於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前往莫斯科，選送他們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參加大革命[9]:72。鄧結束5年零3個月旅法生活[9]:72。鄧旅法5年，喜歡馬鈴薯、芝士、牛角麵包，嗜飲葡萄酒和咖啡，同時愛上看足球，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門票看足球比賽[39]:13。
鄧一行德國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國共產黨組織熱情接待，參加德組織召開羣眾會議[9]:72。
1926年1月17日，鄧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9]:73。鄧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Дозоров[42]:25），學員證號碼233[9]:76。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39]:13。鄧曾和蔣經國分一個組[9]:81，不過蔣經國鄧班[39]:13。鄧開始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9]:78。學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軍事課、俄語課[9]:76。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40]:5。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作風，鄧同學們戲稱「火炮」[41]:114。3月，馮玉祥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9]:83。馮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20多人[9]:84。9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鄧陪同訪問蘇聯馮返回中國[43]:28。1926年底，鄧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39]:13。
法國五年和蘇聯一年，使鄧毛澤東瞭解世界發展大勢，中國有洞察力[38]:5。鄧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工商業；鄧蘇聯一年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應現代化[38]:5。
1927年春，鄧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40]:5。庫倫待一個月後，鄧人登程西安，是馮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9]:86。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共產國際派馮那裏[38]:25。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擔任教官[44]:2637。2月底，鄧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9]:87。3月[40]:5，鄧分配成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劉伯堅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9]:89。回國後，鄧奉命馮到內蒙古，並馮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45]:343-345。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兼任過教官[9]:91-92。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38]:25。6月底，鄧離開西安鄭州去武漢[9]:93。7月初，鄧到達武漢，見到周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央秘書；鄧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中央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9]:94。鄧隨黨中央機關，適應秘密工作，自己名字「希賢」改為「小平」；當時黨中央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多[9]:95。8月7日，檢查和糾正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漢口召開會議，即八七會議[9]:95-96。鄧擔任會議記錄工作[9]:98。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工作[40]:6。
1928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事務；鄧協助周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9]:104。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工作[40]:7。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變換住址，彼此知道，鄧單線聯繫；適應秘密工作，並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秘密原則」，秘密機關羣眾化、黨「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某種職業掩護；鄧開過貨舖作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聯絡點[9]:106。5月18日，鄧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9]:110。6月底，鄧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46]:82-92。於鄧引人注目，而且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43]:29。8月29日，鄧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9]:114。9月，上海，鄧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分配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機要交通[40]:7。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討論中央秘書長人選；周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9]:114。鄧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決定事項檢查作實[9]:115。
鄧和張錫媛周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事地下工作[38]:26。
1929年，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低潮，我們組織起來，沒有足夠武裝，土槍土炮怎麼打得贏[9]: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期三個月[9]: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9]: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楊殷、鄧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9]:118。鄧左江龍州龍州暴動做了佈置後，前往上海中共中央匯報工作[47]。鄧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於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46]:110。百色，鄧組織發展工會，發動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衞營[9]:135。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佈成立[48]:26。同時，左江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48]:26-27。12月上旬，鄧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廣西紅軍工作佈置討論」會，會上作「補充報告」[40]:10。
1931年8月，鄧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40]:15，同時兼管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38]: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代表贛東特委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職務並予以拘捕[9]:197-198。剛到任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43]:34[49]:50-83。，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鄧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43]:34。
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説瞭什麼？》參加四五運動的羣眾定性為「一羣、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並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總後台」[103]:279。6月30日，鄧接到通知可以東交民巷臨時住處搬回街老宅[38]:151。
1933年，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第一次打倒[9]:206。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8]: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9]:207-208。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40]:16-17。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左」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富農經濟出路」[9]:211。鄧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39]:14。鄧儘管承受着壓力，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9]:211。李維漢左勢力抨擊羅明、鄧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鄧、毛、謝、事件[43]:34[51]:154。此後，鄧一步步剝奪權力，省黨委書記撤職[52]:12。鄧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39]:14。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關進拘留所[53]:67。鄧受到嚴厲指責，稱為「毛派頭子」，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加入批判鄧[38]:28。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43]:20。批判鬥爭結束後，鄧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後警告處分，下派到縣屬南村區委巡視員[9]:215。半個月後調回紅軍總政治部[52]:12。鄧回寧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第一次「落」和「起」[9]:216-217。
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趕出地[38]:29。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隨軍轉移[9]: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徵，鄧參加長徵[40]:18。長徵初期，鄧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54]:18-20。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鄧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中央請求擔任中央秘書長[9]:。
1935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43]:19，中央秘書長鄧參加遵義會議，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9]:232。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38]:29。5月12日，鄧出席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0]:19。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9]:235。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55]: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紅一軍（7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一集團軍改為第一軍[9]:237）編為第一縱隊[9]:239。10月19日，鄧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9]:240。10月29日，長徵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患上瘧疾[55]:97，後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得以擺脱生命危險[56]:360。長徵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86,000人，很多人死路上，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10,000人；鄧女兒説，部隊日益減員，鄧長征途中負責宣傳維持紀律，有機會毛澤東交談[38]:29。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隨紅一集團軍（陝甘支隊編成[9]:241）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瞭解戰況[9]:241。
鄧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工作[9]:242。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徵[40]:20。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徵紅軍撤回黃以西陝北地區[9]: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鄧接替羅榮桓任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9]:245。5月19日，鄧隨紅一集團軍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9]:245。鄧曾編寫一軍團許多材料和《戰士報》社論[39]:14。7月9日7月19日，鄧受中革軍委委託，到十五集團軍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9]:248。這年冬天，鄧染上，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紅一集團軍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靠吃煉乳支撐恢復[9]:252-253。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接替朱瑞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主任[9]:253。
1937年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9]:255。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40]:20。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指揮，彭德懷副指揮，任弼時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9]:26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召開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40]:20。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到太原搞統一戰線工作[57]: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任弼時主任，鄧為副主任[9]:262。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40]:22）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40]:22，國軍愛國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參加領導工作[9]:269。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師政訓處主任，張浩因患腦病回延安療養[9]:286。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第129師政訓處主任[9]:286。鄧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57]:400[43]:6。1月初，鄧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9]:284。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38]:30。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40]:24。實際上，鄧八年抗戰時期山西太行山區政治領導人[38]:31。2月2日2月3日，鄧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平漢路東發展，進擊昔陽敵，爾後乘勝東進，平漢路兩側建立遊擊區[9]:294-295。鄧要建立自給經濟，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口糧，同時要生產足夠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要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政治意義[38]:31。劉鄧二人率軍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地[58]:250，19月，劉鄧二人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59]:242。5月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9]:312。當時來訪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是一個矮小、和健談人，他事物理解像芥末那鋭利（as keen as mustard）。」[10]:909月29日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延安召開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會上報告地方工作[40]: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通知》，決定：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40]:27。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9]:334。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26人組成[40]:27-28。
隨後13年，鄧和劉伯承並肩戰鬥[60]:185-189，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61]: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名聲，鄧則部下要求甚，打起仗來不顧一切；處決懷疑中國國民黨做士兵時，劉伯承要鄧更[38]:30。比起毛澤東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理論和全局性戰略，有閒暇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太行山區，接近日本人前線，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各種問題[38]:31。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闢晉冀魯豫地，鄧任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62]:99，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政策，一切可能抗日力量[43]:42。
1939年4月29日，鄧抵達延安[9]:349。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0]:29。8月，卓琳延安結婚[40]:30。卓琳讀於北京大學物系，説過鄧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38]: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下達《戰役預備命令》[9]:395。8月20日，劉伯承、鄧部署，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9]:399。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團大戰」一詞[9]:400。鄧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其部隊參加[10]:91。8月2月，鄧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40]:34。勝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令人興奮，像這樣戰鬥是否可組織一兩次？」[9]:402蔣致電嘉獎朱德、彭德懷[9]:402。但這次戰役文化大革命中成為衞兵口，指責鄧反毛澤東遊擊戰方[46]:58-56。
1942年末，鄧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42]:75-76[63]:86，抗日地推行三三制[63]:8。1942年，鄧成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64]:49。
1943年1月25日2月21日，太行分局涉縣温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温村會議」，鄧主持[65]: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決定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鄧任北方局代理書記[65]:102。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嶽、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工作；同日，中央軍委決定，129師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後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嶽、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65]:102-103。
1945年6月，鄧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66]: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44]:7793。8月20日，129師太行、嶽軍區冀魯豫軍區合併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65]:143；滕代遠、王宏坤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副政治委員[40]:51。
1946年8月，劉鄧大軍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52]: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峯副書記[40]:59。劉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山，毛澤東調動直接目的是要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地[38]:32。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山地區[63]:94，此期間鄧劉伯承關係度不合，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劉伯承矛盾[69]。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38]:32。
1948年3月，鄧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40]: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組織，管轄地及人選決定》，決定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第三書記，聶榮臻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40]:74。9月8日8月13日，中共中央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稱「九月會議」，鄧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65]: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65]:269。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鄧、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65]:272。淮海戰役，中共投入兵力外，動員100多萬農民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淮海戰役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50萬解放軍納入鄧總書記統一領導[38]:33。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意義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任總前委書記[70]:149[43]:6，負責前線軍隊戰略指揮[63]:130-133，並解放區進行有性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3]:108,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多戰壕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説，鄧戰役初期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沒有挖築防禦工事[38]: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南京市兼市委書記[40]:84。4月21日，解放軍鬆擊潰抵抗渡過長江[38]:33，南京市[50]: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鄧、劉伯承、賀龍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40]:87-88。9月21日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40]:9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40]:90，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參加天安門廣場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70]:6，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71]: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委員[40]:90。隨後，鄧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貴州、西康西南省份[72]:46。1949年12月2日，鄧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40]:92。1949年底，鄧擔任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73]:423[58]:313。任期間，他徹底清除雲南鴉片煙館、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63]:161-165，實施土地改革[74]:389-392[63]: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40]:93。鄧和周恩來堅定站毛澤東[75]:2472。1951年，鄧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38]:35。
回北京任職前，鄧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38]:35。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40]:102。毛澤東下達書面命令：提交黨中央政府文件要鄧過目[38]:35-36。7月，周恩來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76]: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政務院副總理[76]:7。8月，鄧調派北京，全家住進中南海[75]:2472。8月10日，周恩來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76]:8。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我奉毛澤東主席命赴蘇聯期間，鄧代理總理職務[76]:8。鄧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大工業國有化「社會主義改造」方案[38]:36。10月22日，鄧毛澤東、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毛澤東、周審閲，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76]:16。通過和毛澤東、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鄧瞭解作出決定理由，思考變革框架[38]:36。
1953年到1954年，鄧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後任命該委員會秘書長[76]: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40]:103。3月3日，毛澤東指定：「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76]: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鐵道、交通、郵電鄧領導[76]: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76]:38。鄧主導著各省協商，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各省份配多少[38]:36。1953年9月18日起，鄧擔任1年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43]:52[63]:193-197。鄧作出判斷，毛澤東和周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税收能力[38]: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40]:104，鄧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77]: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6]:65。1954年9月15日9月28日，鄧出席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周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10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15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40]:105[77]:148。9月29日，毛澤東任命鄧國務院副總理[76]: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76]:11。12月28日，鄧他主持召開會議討論意見，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76]:66。毛澤東鄧説：「中央事由你們做，外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76]:66-67
1953年，陳雲、鄧崗活動情況毛澤東反映，引起毛澤東警覺[76]:61。年底鄧和陳雲毛澤東密報：高崗有分裂黨危險；毛澤東聽取警告[38]:36。1954年發生「高崗饒漱石事件」，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劉少奇、周奪權[43]:51。毛澤東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同劉少奇、周一起兩次找崗談話，點出他問題；2月3日，鄧同劉少奇、周、朱德、陳雲一起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問題[76]:62。四中全會後，2月15日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鄧、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76]:63。2月23日，鄧和陳毅發言，鄧希望饒漱石抱着拋棄錯誤態度，在座談會後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76]:63。鄧專門負責饒漱石調查[50]:314-315，並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報告》[77]:335-338。195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鄧林彪同時增補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缺）委員，進入黨領導機構[78]:98。
鄧是中共代表團團，參加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38]:37。1956年2月11日，鄧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少奇曉會合[76]:72；鄧和朱德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76]:71，鄧、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76]: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宣佈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79]:4192。鄧贊成，認為可能引發一場中共羣眾運動[80]:35。
1956年8月30日，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大要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切實反一下[76]:101。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作關於修改黨章程報告[77]:371[63]:212-256。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產生脱離羣眾，脱離實際危險，持羣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官僚主義，個人崇拜，加強黨羣眾聯繫[81]:6。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權威和權力[82]:21。開幕式上，鄧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76]: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矛盾基本上解決[76]: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選中央委員[40]: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40]:109，成為黨內排名第六領導人，開始劉少奇、周一起負責工作[83]:98。鄧每週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鄧領導之下[84]。11月10日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76]:102-103。
鄧「雙百」運動中曾對地方幹部説，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38]:38。5月，鄧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報告[76]:121。6月5日，鄧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作，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當時思想政治領域形勢和反右鬥爭形勢，估計[7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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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嚴厲批評中共者[38]:38。隨後1957年到1958年間，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85]:121-123，鄧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43]:19。毛澤東帶頭55萬知識分子，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操辦運動[38]:38。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鄧作《關於整風運動報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86]。反右運動中，有知識分子、公正批評幹部使鄧感到惱怒[38]:38。鄧反右運動中力毛澤東，維護黨權威，打擊敢言知識分子[38]:38。鄧後來女兒説，他後悔自己沒有作出多努力，阻止毛澤東犯下錯誤[38]: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標準》，並通知中規定：「立場上並反社會主義和黨領導，而只是於局部性工作制度、局部性屬於原則政策、工作中問題、學術性問題、共產黨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提出批評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鋭，應劃分為右派分子；，立場上並反社會主義和黨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人，應劃分為右派分子。」[76]:132-13323年後，鄧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87]:274-283，但他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88]:736[60]:194-197，只是運動錯誤擴大[60]:253-257。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湊，造成主觀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有才華知識分子，敢講真話黨員、幹部，有中國共產黨合作之愛國人士，受到委屈、壓制和，不能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教訓[76]:133。反右運動中有55萬人劃為「右派分子」[89]，是毛澤東最初估計右派人數100多倍[90][91]:1204。鄧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錯劃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擴大化錯誤得到徹底糾正[76]:135。
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小平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統戰工作，説：「西藏，左中右，是否愛國標準，不能土改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要做工作。」[76]:199-2001958年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理智處置，「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打，有把握打，沒有把握打」[76]:201。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國外干涉勢力勾結，公然撕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發動拉薩地區中心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連續參加劉少奇召集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76]:201。劉少奇和鄧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進行改革[76]:201。
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鄧抓石油工業[76]:144。「大躍進」興起後，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羣眾運動辦法搞濟建設，脱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羣眾積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損失[76]:150。1958年5月5日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76]:153。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鄧此贊成[43]:19[92]:214-215。會議結束後，鄧作為總書記，積極推動「大躍進」各項工作，陳雲後來説，「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到總理那兒講困難」[93]: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毛澤東審閲並修改《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通知》：「這組是黨中央，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政治局，部署書記處。」[76]: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加上黨內個人作風日益，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綜合協調部門發揮作用[76]:157。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6]: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澤東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76]:217。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稱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保證重點」，「其他零星搞」[76]:164-165。毛澤東説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羣眾發搞起來；鄧贊成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意見[76]: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辦鋼鐵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重氾濫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左」錯誤[76]:167。9月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接觸地方和單位調查考察[76]:175。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76]:176。
1959年，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76]:194。4月5日，毛澤東談到權力集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問題：「權力集中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要提出集中常委和書記處。……我掛正帥，大元帥，鄧小平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副。」[76]:1977月2日8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意見使毛澤東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毛澤東建議，8月2日8月16日中共中央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後通過《關於彭德懷同志反黨集團錯誤決議》，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76]:207。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批判彭德懷表示看法[76]:207。這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漩渦，只是發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彭德懷、擁護躍進立場[94]:156。「反右傾、鼓，掀起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失調[76]:208。
1960年，到基層視察，他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立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63]:322-327。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76]:209。因為沒有解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問題，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錯誤，釀成「文化大革命」災難，中國造成損失[76]:212。9月16日，鄧團長、彭真副團長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76]:220-221。9月30日，鄧率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76]:221-222。
此後，鄧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1961年9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經濟發展浮誇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92]:214-215[63]:318-321,334-337。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76]:292。鄧會上稱「注意堅持黨傳統」，「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脱離羣眾，脱離實際」[76]:294。會上，毛澤東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黨民主建設產生影響[76]:295。會議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改變「左」指導思想[76]:296。毛澤東點名批評鄧經濟措施，這使鄧毛澤東關係開始破裂[79]:4607。毛澤東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化，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存在和企圖復闢，並成黨內修正主義根源，使黨指導思想日益陷入階級鬥爭綱「左」錯誤[76]:310。會議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努力，黨內民主生活現象日益，破壞實事求是作風[76]:310。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蘇方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76]:327。7月14日，蘇方不顧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會談期間發佈會談消息」定，發表《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公開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76]:332。鄧回覆：「我黨歷來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分歧公開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挑起，應該基礎上進行。我們是出於，沒有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作答覆。我們認為，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到下次會談過程中，我們能夠討論出一個能大家所接受停止公開論戰決議。」[95]:329-332[96][97]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76]:381。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76]:388。鄧為維持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48]:103。劉少奇、鄧到杭州毛澤東匯報，並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48]:105。劉少奇、鄧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集會限於校內」、「不準示威遊行」、「不準大規模集會」「八條決定」[48]:105。並得到毛澤東，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處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攻擊[48]:105。每個學校分為兩派或幾派，攻擊，揪、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6]:395。7月16日，毛澤東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8]:105-106。劉少奇要求會見毛澤東，但毛澤東拒絕[48]:106。7月19日，毛澤東説派遣工作組是錯誤[48]:106。揚言説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48]:106。7月21日，毛澤東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48]:106。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40]:150。7月29日，毛澤東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佈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少奇、鄧、周派遣工作組[48]:106。8月1日8月21日，鄧出席北京舉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澤東、林彪、周、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全會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攻擊鄧，説他國解放後變了[40]:150。劉少奇、鄧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毛澤東揭發鄧[76]:400。鄧由於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參與中央領導工作[76]: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23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部門工作[76]:401。鄧事實上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裏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76]:401。
10月9日10月28日，中共中央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執行「一條壓制羣眾、革命路線」，並説「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40]:150-151。10月2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少奇、鄧[48]:110。結果劉少奇鄧作自我檢討[48]:110。11月7日，鄧首次點名批評，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第二號走資派」[48]:110。隨後大字報、黨報開始批評劉少奇和鄧，鄧説成是劉奇之外「另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66]:6，「中國二號修正主義分子」[43]:19，「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根子」[66]:6。12月13日，毛澤東指使「文革派」鄧劉少奇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48]:112。鄧第二次打倒[39]:19。後劉少奇、鄧不公開露面[48]:112。鄧軟禁中南海住[48]:112。
1967年元旦，文革組動員北京市各專院校數十萬人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少奇、鄧[48]:112。那時候鄧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成「黨內走資派」，解除一切職務[39]:19。3月15日，鄧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98]:84-85。3月底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免去總書記職務[99]:6。後衞兵續他批判和攻擊[94]:208。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毛澤東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他（毛澤東）寫信[76]:410。到8月鄧批鬥升級到武鬥，衞兵到鄧中南海家裏開批鬥會，鄧逼着下跪，坐「噴氣式」[78]:118。8月5日，劉少奇和鄧各自住宅中批判鬥爭[48]:111。9月，劉少奇鄧子女趕出中南海[48]:111。毛澤東鄧夫婦軟禁中南海家中[38]:40。兩名年齡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繼母夏伯根一起）趕到北京擁擠工人宿舍，和父母見面[38]:40-41。鄧三個孩子送走，只有夫人卓琳鄧繼母和他一起[43]:23。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主管[76]:415。10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75]:2289。10月13日會上，毛澤東説：鄧小平戰爭時期是打敵人，歷史上發現有什麼問題[40]:153。鄧倒台，他家庭成員受到了迫害[75]:2481。
1968年9月，鄧長子、物理系學生鄧樸方北京大學「階級隊伍」運動中批鬥時，四層樓上摔下來[48]:120。鄧樸方場衞兵及時送到醫院，但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樸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100]:1441。1969年，鄧子女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抽煙[76]:420。1970年，鄧寫信黨中央，請求鄧樸方調來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鄧樸方獲準父母團聚[48]: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佈「指示」，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40]:153。10月18日，林彪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戰爭狀態[48]:124。總參謀長黃永勝「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40]:153。10月20日，鄧送到江西南昌[38]:60[101]:34，軟禁新建縣望城崗，坐車到南昌20分鐘路程[48]:129。鄧之宿舍原步兵學校校長辦公室[48]:129。1970年1月起不發工資，鄧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改發生活費後，鄧每月生活費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40]:154。夏天開始，本人申請，允許鄧上午到拖拉機廠勞動[48]:129。卓琳承擔起洗滌工作，沒有強制勞動[48]:129。這段時間鄧視是人生中痛苦時期[60]: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蒙古人民共和國温都爾汗[40]:154。鄧稱：「林彪不亡，天理不容！」[76]:440林彪集團政變失敗，鄧寫信毛澤東，敍述林彪事件看法[39]:19。11月8日[76]:440，鄧毛澤東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些工作[40]:154。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閲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但應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中央蘇區是捱整，即鄧、毛、謝、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頭子。整他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後，不是一件好事沒有做，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説一遍。」[76]:444-446這個批示開始，鄧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39]:19。周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鄧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76]:446-447。年底鄧和夫人卓琳安排到江西井岡山地參觀，遊歷井岡山，弔遺跡，重訪瑞金地[40]:155。
1973年2月20日，鄧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居[48]:138。3月10日，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平同志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決定》[40]: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澤東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要鄧擔任負責外交副總理[38]:63。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參加一些會見外賓活動，但擔負起他們會談工作[38]:64。4月12日，鄧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施漢諾舉行宴會[38]:63。12月12日，毛澤東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軍區司令員[48]: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102]:57，鄧任命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進入領導核心[103]: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76]:467-468。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軍區司令員調動[48]:142。
1974年4月，鄧作為中國代表團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會議[48]:144。4月10日鄧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應該建立和平五項原則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世界各國來管，而應該少數國家來壟斷[40]:166。鄧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論」[48]:144。於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基本思想是來毛澤東，於美國人並喜歡有人自己蘇聯聯繫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38]:75。
1974年初，周病情惡化[48]:145。到5月、6月，周惡化[48]: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76]:476。當時周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保留着職務，他指導下，鄧成事實上之代總理[38]:74。同時，1974年初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四人幫矛盾進一步激化[103]:263。10月20日，毛澤東建議鄧任黨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40]:174。毛澤東周、王洪文談話時説：鄧小平人才得，政治思想強[40]:177。
1975年1月5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五年一號文件，任命鄧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04]:1[48]:147。此後，他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左浪潮[39]:20。1月8日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北京召開，周帶病主持會議[48]:147-148，會議追認鄧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04]:1[48]:148。1月13日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周主持[48]:148，任命周國務院總理、鄧12人國務院副總理[104]:1。鄧幕後主持起草周報告[38]:83。會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標，實現「四個現代化」[48]:148。大會決定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48]:148。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鄧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工作[39]:19-20。
3月5日，副總理鄧代替周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會中，鄧指出「反對派系鬥爭發起者」[48]:153。5月3日，毛澤東自己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周後一次見到毛澤東[38]:102-103；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人反經驗主義，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人[40]:183。5月12日5月17日，鄧國事訪問法國，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出訪西方國家[38]:104。5月27日，毛澤東意見，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40]:183。9月7日，周和鄧醫院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48]:155。9月13日，代總理鄧山西召開「農業學大寨」中央農業會議[48]:155-156。會議中，四人幫鬥爭熱化[48]:156。鄧着手當時端經濟局勢[87]:4-11,25-27、軍隊建設[87]:1-3,15-24、科研工作[87]:32-34進行全面整頓[75]:2521[87]:35-37，並當時擁有權力江青集團進行針鋒鬥爭[60]:81-82。10月，鄧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三項指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三、國民經濟搞上去[105]:141。11月20日，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鄧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鄧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04]:44。11月24日「打招呼會」，毛澤東指示如何「避免犯錯誤」，鄧宣讀毛澤東信；鄧肯定文革，服毛澤東指示：主席希望對文革有一個態度；主席説，階級鬥爭綱是黨基本路線；〈打招呼講話要點〉毛澤東批准後，於11月26日下發全國高層幹部[38]:133。於毛澤東侄兒兼聯絡員毛多次毛澤東匯報，説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成績」，説鄧「三項指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所謂「右傾」問題[105]:141。他批評鄧時説：「什麼三項指示綱，安定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是目」，「小平……這個人是抓階級鬥爭，歷來提這個綱，還是白貓、貓啊，不管帝國主義是馬克思主義」[105]:141。毛澤東指出「有些人總是要這次文化大革命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05]:141。12月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鄧後一次陪伴毛澤東會見外賓，兩人後一次見面[38]:136。
鄧行動遭到「四人幫」，稱為「右傾翻案風」[39]: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48]:158。1月15日下午3時起，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48]:159。第一副總理鄧致悼詞[48]:159。冀朝鑄稱鄧「開口讀到『我們總理』時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落淚」[38]:14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鄧第三次作檢討，表明希望見到毛澤東[38]:142。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代總理[38]: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05]:141。可以説，華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派幹部、軍人之間矛盾結果[105]:141。2月15日，華國鋒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這個目標下，幹部、羣眾應該團結起來」[48]:162。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大字報，不要廣播電台上批判[38]:145。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報告，宣佈鄧和葉劍英去年夏天軍委擴大會上講話錯誤，他們講話文件停止傳達[38]:145。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江青，擁護周、鄧[48]: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日子「節」，有200萬以上羣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48]:165。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人跳出來，寫東西有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北京市市長吳德説：「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行動。鄧小平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結果。……性質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8]:165。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四人幫」、擁護鄧「天安門四五」事件[39]:20。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羣眾提出「我花圈，我戰友」口號，後遭到鎮壓[105]:142。
4月7日，沒有鄧參加情況下[106]: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性質變為抗性矛盾。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觀後效。」[107]鄧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一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打倒[39]:20。汪東興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羣眾批鄧時，毛澤東指示汪把鄧轉移到離他子女安全地方，住處要「四人幫」保密[38]:150。4月8日，鄧請汪東興信交毛澤東，表明自己會遵守黨紀：「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決定。……我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感激」[38]:151；同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105]:142
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説瞭什麼？》參加四五運動的羣眾定性為「一羣、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分子」，並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總後台」[103]:279。6月30日，鄧接到通知可以東交民巷臨時住處搬回街老宅[3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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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6月26日、9月2日，毛澤東心肌梗塞[38]:153。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三個「整頓」文件誣蔑「三株毒草」[105]: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48]:169。9月9日，毛澤東逝世[48]:167。毛澤東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105]:142。毛澤東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人多，人[105]:142。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48]:173。周、朱德、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39]: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48]:173。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38]:157。十年動亂雖過去，中國「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05]:142。
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平反，中央發生分歧[108]:2。10月10日，鄧致信華國鋒並黨中央，堅決擁護黨中央粉碎「四人幫」行動[104]:47。華國鋒10月26日宣佈，當前要批判「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38]:159。
1977年1月6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鄧恢復工作問題，決定他擔任職務[38]:168。2月7日[38]:165，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觀點，即「毛主席作出決策，我們堅決維護；毛主席指示，我們始終不渝地遵循。」[105]:149反對鄧復出[48]:183。同月，鄧同前來看望王震談話時，對「兩個」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104]:48。華國鋒啟動中國經濟特區，贊成鄧1977年復出後改革措施，推動國家開放，於「洋躍進」中走得受到[38]:162。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上有人提出鄧恢復工作，引起爭論[48]:183。4月10日，鄧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方針和當前各種問題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我批評和教導一次表示接受。……我個人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宜，完全聽中央考慮和安排。……我們世世代代地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黨中央決定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時候，我知道了華國鋒首黨中央英明、方式戰勝四人幫……」[48]:185。同月，鄧汪東興、李鑫談話時稱：「兩個」不行[104]:48。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48]:185。7月16日7月21日，鄧出席中共十屆三中全會；7月17日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平同志職務決議》，決定恢復鄧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三領導人[104]:52。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鄧大力整頓軍隊，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48]:188。鄧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黨內排名第三，於華國鋒和葉劍英。
1978年底以前，鄧不是黨內領導人，華國鋒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領導身份[48]:188。華國鋒認為鄧政治路線上相左[109]:10。「兩個」演變結果是華國鋒遭到黨內鄧首抵制[87]:42-47,38-39。
1977年8月3日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1977年舉行高考[38]:179，中國高等學校得以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87]:48-58。12月，鄧極力推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48]:190。1978年初，鄧當年全國科學大會上，知識分子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底層扭轉稱為「社會主義服務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87]:85-100，改變了自文革以來知識分子飽受歧視現象[87]:41。此舉於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文革時期政策[87]:66-71。
原則上説，鄧贊成擴大，他願意作實用主義取態；然而鄧承擔維護社會責任，疑慮秩序能否維持時，會收緊控制；十一屆三十全會後，「西單民主牆」論戰擴大言論[38]:218。鄧鼓勵黨內多民主討論，但當抗議者吸引大批羣眾，開始制度時，鄧採取措施壓制挑戰[38]:223。鄧想要允許毛澤東時代多，但希望確立原則，一些政治言論可否接受；鄧胡喬木、胡耀邦人稱，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説界限[38]:227。
鄧設計改革方案，農村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原本屬於「人民公社」土地，分給千家萬户農民承包，農民自主生產和經營，迅速發展農村經濟，解決城鄉生活供應問題[39]:22。農村改革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轉變，即一個「指令經濟」轉化一個以「承包製」基礎經濟[105]:152。中國共產黨階級鬥爭政策中心，而是經濟建設中心[87]:182。鄧主張中國對外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提出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措施」，引進海外資金和技術，加速中國現代化；鄧支持建立經濟特區，外開放[39]:22。1979年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經濟政策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05]:154。作為「總設計師」，鄧曾提出設想實現中國基本現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一九八〇年基礎上翻一番，解決十一億人口温飽問題。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39]:23他繼續主持並制定改革開放總方，提出適閤中國國情「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108]:3[60]:77。
1979年中越戰爭後[108]:11，精簡軍隊工作進入了改革日程中[87]:284-290。3月30日，鄧黨理論工作會上講話：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技術和其他我們有益東西，但是我們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學習和引進各種東西；我們要人民是青年介紹資本主義國家中和有益東西，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和東西……沒有民主沒有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主義發展，民主發展[104]:229-230。鄧闡明不容挑戰四項基本原則：①社會主義道路、②無產階級專政、③共產黨領導、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38]:228。10月4日，鄧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經濟問題工作：經濟工作是當前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今後長期工作重點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所謂政治，四個現代化，後來叫中國式現代化，標準放低一點；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講話是達不到……解決這類問題，要想得一點，政策上應該一點；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104]:263。
1980年2月23日，鄧主持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48]:200-201。會議決定劉少奇恢復名譽[48]:201。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48]:201，並開始法制化建設[87]:189。恢復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48]:201。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40]:231。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辭去副總理職位[48]:201，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08]:8。
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105]: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黨中央主席[38]:325。鄧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48]:202。
1978年底，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尚昆任第二書記，並擔任鄧聯絡員[38]:346。鄧楊尚昆有關係，同是四川人，鄧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鄧軍隊可靠聯絡員[38]:333。此前葉劍英習仲勳説，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合作，要1950年代早期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幹部平反[38]:346。1982年9月，楊尚昆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38]:491。
1980年8月18日，鄧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中國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完善，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行政改革」[105]:150-160。此次會議上，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直接促成後來《八二憲法》誕生[110][111]。1981年6月，鄧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4,000餘人參加、9次大規模修改完善[87]:291-310《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中國歷史上地位，指出毛澤東領導1957年分界線：前期正確；後期犯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經濟建設上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反革命集團利用，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災難內亂」[105]:157。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87]:42，克服個人崇拜[87]:334，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中國革命中貢獻[87]: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63]:278，向前看方針[87]:140-153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08]:10。後，他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問題方案[60]:49-50,58-59。此次會議上，身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辭職，僅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胡耀邦和鄧接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
1981年11月23日，鄧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介紹中國情況：現在面臨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教育青年問題；「文化大革命」打砸搶帶來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影響；解決這個問題，要做十年工作；手段還是教育，並且小處着手；另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問題；現在機構、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是發展而不是減少，解決問題困難；問題不僅是中央一級、省市一級，企業有這個問題；企業改革是企業體制改革；一個企業本來一千人可以了，可它有兩三千人；現在我們準備企業改革一下，該多少人多少人，多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安排學習，工資照拿；我們開始試驗一些方式；這要花時間，要做大量組織工作，主要是大量思想工作；不過，現在大家不管對自己有什麼影響，贊成贊成，對通病有認識；但治這個病用什麼藥就複雜了，藥不行，藥不行[104]:396。12月8日，鄧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時説：經濟建設，量力而行，要；做到這一點，經濟發展可能會；現在國內主要問題：就業壓力大，國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萬人業；二是知識不夠；我們這樣一個國家，僅司法人員、經濟警察需要一兩百萬，但一時培養不出來；我們正在考慮處理香港問題政策，這些政策不會影響香港投資者利益[104]:396。
1982年起，鄧致力於國內改革[87]:408-412[60]:9-10。2月20日，黨中央通過幹部退休規定，保證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幹部[108]:5[60]:5-8。鄧希望中央顧員委員會成員辭去（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10到15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過渡期需革命經驗[38]:502[87]:413-414。鄧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動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替，設立「老同志」退休顧問機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佈撤銷中顧委後，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39]:22。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87]:396-401。1982年8月21日，鄧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闡述中國對外政策：有人説中國戰，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希望二十年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脱落後任務[104]:427-428。9月12日，鄧出席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決定鄧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04]:430；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105]:157。9月13日，鄧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104]:430。
1983年5月22日，鄧會見毛裏裘斯政府代表團：現在我們農村經濟和政治分開，但實行過程中，要進行充分試驗，進行；進行試驗地方證明，政社分開是正確[104]:462。10月，鄧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胡喬木、鄧力羣和王震領導[105]:159。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上馬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1984年5月結束清污運動[105]:159。
1984年，鄧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發展趨勢，提出世界主流是「和平發展」[60]:96，提出「反對霸權主義」[60]:56-57、「中國不當頭」韜光養晦外政策[87]:415-417。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佈中國軍隊裁軍一百萬[60]:126[38]:527，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軍轉民[60]:98。雖然鄧1980年代國防工業和軍企調整取得，但軍企內陸地區沿海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過程需多年才能完成[38]:497。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處，軍隊私人利益攪一起，造成腐敗和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精神[38]:498。這一政策張愛萍曾説，「（軍隊）熱衷於經商，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112]。10月1日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學生打出橫幅「小平您好」[38]:426。
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此次會議上，鄧推動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委員會進行了大規模新老交替，包括葉劍英、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烏蘭夫老同志退出中央委員會，而年田紀雲、喬石、李鵬、吳學謙、胡啟立、姚依林增補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同時增補了56名中央委員和35名中央候補委員，而這些增補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包括了日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李長春、賀國強、劉雲山。[113]
1986年4月4日，鄧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稱：我們總結了經驗，要外開放，打破閉關自守，內搞活，調動全國人民積極性；這樣，生產力發展起來；搞主義，吃「鍋飯」，人民生活改善不了，積極性調動起來[104]:572。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迫切性時説：「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必要性。改革政治體制，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會阻礙生產力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實現。」[105]:1639月13日，鄧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目的是「調動羣眾積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關係，同時地方各級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05]:1649月18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14]。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召開中共十三大上，鄧辭去所有黨政職務並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職務；陳雲獲準取代鄧成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第一線工作交趙紫陽[38]:528。鄧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外方面，1978年5月21日，鄧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會談，布熱津斯基後稱：「鄧小平我迷住了。他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幽默感；態度，直截了當。」[38]:277
1978年10月，鄧繼續到日本[48]:196。鄧是中日交往2,200年以來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中國領導人，稱儘管有20世紀那段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交往，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交往未來；日本人大受感動，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災難，想表達歉意，伸出友誼手；鄧帶着和解精神，希望兩國人民可以生活和平友好時代[38]:259。鄧於10月19日抵達日本，10月23日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互換儀式[38]:260。
1978年11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48]:196。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發表建交聲明[48]:197。
1979年1月28日2月5日，鄧訪問美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104]:218。期間鄧參觀美國太空總署[115]:13，並華盛頓美國總統佔美·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會談[48]:197-198，中美關係正常化深入進行交流[115]:15。訪問期間，鄧試探他們中國進攻越南態度[115]:13。
1979年2月4日，鄧回國[48]:198。2月17日，雲南、廣西邊境越南反擊，中越戰爭爆發[48]: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確實攻下五個省會[38]:482。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撤退過程中破壞越南基礎設施[38]:482。
1979年3月29日，鄧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明確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104]:228。
英國撒切爾夫人1982年6月之福克蘭戰爭取得勝利後，於9月22日抵達北京[38]:452。9月24日，她北京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討論[116]:501。她堅持《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主權[117]:221，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空間[118]:117[76]:12-15。離開中國前撒切爾夫人英國廣播公司採訪中説，「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條約或協議説，『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相信他們會條約。」[38]:454。
第12輪談判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飛到北京，1984年4月18日鄧會談兩時[38]:458。傑弗裏·豪外相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香港人明白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協議是不現。」[38]:4585月25日上午，鄧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48]:204。席上，鄧説：「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是正式，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駐兵香港是胡説八道」[48]:204-205。9月26日，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和中國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後文件[38]: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飛到北京，次日儀式上，和趙紫陽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38]:460。
1986年4月24日，鄧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説：有許多香港人主張基本法要搞得細；了，詳細管不住；你曉得事情會怎麼發展；總來説，我們政策沒有變理由，變了我們，香港會成為國家包袱，幾百萬人生活怎麼辦；要靠國家來養怎麼行；變不得[104]:574-575。
1987年，鄧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講話：「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38]:461-462
1990年1月18日，鄧會見李嘉誠時稱：能香港，第一是大陸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起來，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人才；要有才幹人管理香港，才能住香港局面；愛國，要愛整個中國，愛中國香港；這個力量怎樣凝聚起來，採取什麼形式，要考慮[104]:686-687。2月20日，鄧會見霍英東時稱：我們要子孫後代講歷史；人人要有個信念，沒有信念起來，會往前奔，會怨這怨那，起碼是，這是不行[104]:688。
1980年代初，城市化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大量流氓團夥出現、各類經濟犯罪開始顯現，而當時中國法制於早期建設時期（文革破壞了傳統道德秩序及法治觀念），1983年起鄧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60]:33-34。
鄧鐵腕手法維護政權統治[39]:22。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問題，鄧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壓力[108]:20[60]:134。中國開放，中國人開始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需要是社會，「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次折騰」[60]:123-124；左派調應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蘇聯模式[108]:18。
1983年，鄧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領導克服主義[119]。1985年5月，鄧提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走資產階級道路[120][121]。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否定社會主義」[122][123]。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針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措辭嚴厲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多，而且我堅持。自由化實際上要我們中國現行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會破壞我們安定政治局面。」[60]: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38]:519。面學潮，鄧小平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及李鵬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24]，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問題性質，是一個事件。……鬧得起來地方，是因為那裏領導旗幟，態度堅決。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問題，不是一年兩年問題，是幾年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態度堅決結果。」[105]:165鄧繼而作出要「資產階級自由化」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時要使用。，使用時要，抓人要。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方針是揭露他們陰謀，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打傷，首鬧事觸犯刑律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如果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後麻煩會多。」[105]:165於胡耀邦同情挑戰意識形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撤銷總書記職務[39]:22。